他是中国20世纪学术界的一代大师

他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

在中国上古史、历史地理学和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民俗学方面皆造诣颇丰

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

顾颉刚先生

1914年到1980年间，他曾写下

200多册、400万字的读书笔记

一手资料的丰富程度，乃近代学者罕见

今年3月，顾先生的子女将先生的

学术手稿、日记、书信、

笔记、讲义等珍贵的学术资料

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

5月8日

顾颉刚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之际

北京大学图书馆策划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顾颉刚先生

诞辰130周年暨顾颉刚先生手稿捐赠展”

展出部分手稿

一代学术宗师

其为人勤奋谨严

为学邃密深沉

一起感受先生之风

顾颉刚生于江南读书世家，遂成其柔和谦卑的传统士人举止。儿时读书，顾颉刚便常有己之见解，更因嗜好读书，常常流连于书铺。十二岁时，他作文一篇，兴发“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之叹。

1913年，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入读北大，他读书更添凌云远志：“明知夸父道渴而死，然犹有一杖邓林之力，非蜩螗莺鸠所知已”。

进入当时作为新思想核心阵地的北大之后，顾颉刚始终与时代思潮保持着切近的关联。他敢于质疑、开拓创新的思想火花在此自由开放的氛围之中渐被点燃壮大。1918年冬，顾颉刚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并为《新潮》月刊撰写文章。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手稿

在给妻子殷履安的信中，顾颉刚这样说到。1920年秋，他毕业并开始在北大图书馆任职，负责图书编目，整理馆藏的十余万册书，这更拓宽其读书兴味。

在北大读书工作期间，本就喜好戏曲的顾颉刚对于歌谣、民间传说、民俗等产生了浓厚兴趣，亦为其研究打下广博的根基。

初来到戏剧渊海的北京读书时，顾颉刚喜不自胜，常常于上午课间休息的十分钟跑去看东安门外广告版上的戏报，选定下午要看的戏。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关注平民文学的思潮涌起。在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歌谣征集启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民间文学研究机构“歌谣征集处”在北京大学诞生，沈兼士、周作人、刘半农等学人活跃于此。随后北大又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受此氛围影响，顾颉刚也开始搜集“怡情适性”的歌谣，八个月里，他连带搜集了谚语、方言方音，后来发表于《晨报》，得到“研究歌谣专家”称号。

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并在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此集颇得学术界赞赏，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注释详尽，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刘半农给顾颉刚写信称赞道：“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其间，顾颉刚又写就《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将古史与传说相结合进行研究，层层析解孟姜女传说的由来演变。这篇研究被后世称为民俗学研究的范本。

1924年9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合影。前排左起：董作宾、陈垣、朱希祖、蒋梦麟、黄文弼；二排左起：孙伏园、顾颉刚、马衡、沈兼士、胡鸣盛。三排左二为胡适。

1914年12月16日，正在北大读预科的顾颉刚在读书笔记篇首这样写到。“豸”，能辨是非曲直。纵观先生一生，确不负其青年宏志。

顾颉刚为学坚持“求学问之真”，对辩驳争论处之欣然，表现出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学者本色。与其志同道合者，共成学术团体社群，顾颉刚曾建立联系的团体达二十余个，涉及历史、地理、文学、图书馆、教育、哲学、政治、社会、商业、编辑等十数种。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努力》周刊所附《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此文一出，如一块巨石入水，掀起层层波浪涟漪，一场古史论战就此展开。

面对辩驳争论，顾颉刚常说：

刘掞藜对其层累说尽力驳斥，顾颉刚却于《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启示以达感谢：“我久要寻觅这样一个伴侣而不可得，现在竟得到了！”后来，刘掞藜不幸英年早逝，先生痛失论敌，伤心数日。

曾受顾颉刚引荐的钱穆曾撰《刘向歆父子年谱》批评康有为，其中有不少意见与顾颉刚相左，顾颉刚毫不介意，照样刊发于自己主持的《燕京学报》。钱穆不由慨叹“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

1926年，顾颉刚将各方讨论汇编为《古史辨》第一册，前后共编有七册《古史辨》，其中并论反对论调。这使得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在中国史坛迅速崛起，成为民国年间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从思想的最深处动摇甚至颠覆了流行了两千多年的古史观念。

沈尹默题签的《古史辨》第一册封面

在“上午看飞机投弹，晚上饱听炮声”的危局之中，顾颉刚为《古史辨》写下六万余字的自序，饱含情感与率真地回顾自身为学之路与心路历程。

自序中，他将自己的学术视作是时势、个性、境遇三者汇聚结晶的成果。美国汉学家恒慕义认为，此序是“中国近三百年中思想变迁的最好的记载”，并将此序译成英文。

恒慕义译《古史辨》第一册顾颉刚自序封面

胡适称“‘层累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无数被圣经贤传束缚的青年学生为之改变观念，重新思考时代与世界，著名学者胡道静与费孝通都是当时深受先生思想影响的青年。

读辨古史时，《尚书》中《禹贡》一篇一直在顾颉刚的研究兴趣内，随着历史研究的推进，以及国家现实的形势，他愈发感厘清对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的必要。1932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学生数十人，师生就一些问题发散研究。

为促进学术思想切磋碰撞，1934年2月，顾颉刚与谭其骧合作创办《禹贡》半月刊，引导燕大、北大、辅仁三校同学，把见到的关于中国地理沿革的材料公布出来,互相交流。《禹贡》半月刊之英文译名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即中国历史地理。在顾颉刚的努力下，一批史学新秀汇聚在《禹贡》周围，以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为代表的第一批禹贡学会成员，都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从研究内容、名称到研究者，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科亦于此渐渐发轫。

《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期封面

引发学说、创办学会与刊物，顾颉刚都并非只为自己的研究，而是“偏于开风气”。他写在信中自陈心迹：

做学问求真，但顾颉刚绝非一位埋首故纸堆的学人。士人传统的忧怀萦绕在他心中。动荡变革、家国危亡的时局中，他格外致力于普及常识，唤醒民智。

三十年代，外敌窥伺、国土沦丧的民族危难之际，顾颉刚关注边疆史，从历史与道义上捍卫国家利益，在燕京大学促成“边疆问题研究会”，使学术研究和实际问题进一步结合起来，始终坚信“要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如发刊词中所言，禹贡学会的研究也偏重于唤起国民对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的关注。

顾颉刚外出考古，于途中见奇伟瑰丽之古代遗迹于近二三十年中遭急剧破坏，他深深扼腕叹息，而沿途民生之惨状更令他痛心至极，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令他深感焦心忧虑，决意“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

他号召鼓励爱国青年做实事。1932年1月号的《中学生》杂志刊登了一组文章，题为《贡献给今日青年》。其中一篇正是顾颉刚写就，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

延续一贯的“到民间去”的关注，顾颉刚决定以通俗文艺作为“桥梁”。1928年，在《民俗》的发刊辞中，他呼吁重视农夫、工匠、商贩、兵卒、妇女、游侠等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

1937年3月14日，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理事长办公室

随着日军蚕食侵略的加深，顾颉刚建议以北方乡村流行的大鼓书作为宣传的艺术形式，他自己撰写、征集鼓词，设法通过天桥等处的爱国艺人，到人民群众中去进行广泛的宣传。后来渐成规模，顾颉刚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将发行机构命名为“三户”，后改称“通俗读物编刊社”，向乡村地区印发了大量的画本、唱本等。

其坚其纯，如玉如珩。

顾颉刚为人谦逊，为师亦温和可亲，如同挚友。但他一句“六朝以前书，敢说无书不读了”，便是最深刻而严肃的教育，令学生无不肃然起敬，亦惊亦惧。他一生先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数所高校任教，于讲课上自有独到的一套方法，“使无志者望洋兴叹而退去，使有志者望洋兴破浪之志而猛进耳”。

因言辞表达不甚流畅，一生不能以滔滔之言语承载其磅礴思想，顾颉刚便以拼命发讲义、不停写黑板弥补此一缺憾。一门课一年之中所发讲义竟达千余张之多；每节课从打上课铃开始，对古史的疑问和考辨便化作洋洋洒洒的板书，多于常人视之平常处作文章。使听者惊愕之余兴味盎然，如初临其境，似平夷无险，经先生指点，顿觉疑阵密布，机关重重，遂而智者得而愚者失矣。

谭其骧在上顾颉刚“尚书研究”一课时，认为其中的十二州是东汉的制度，而非如课上所讲为西汉的制度。顾颉刚鼓励他将想法详细写下来，谭其骧两次去信，先生两次回信，都对其中论述作了详细透彻的分析指点，后还将全部来往信件作为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全班同学，使谭其骧由衷慨叹“信中措辞如此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后来顾颉刚的名篇《两汉州制考》，很大程度上便是受了谭其骧两封长信的推动而写就，遂成就一段师生切磋共进的佳话。

他不遗余力地鼓励学生多写多发，札记、读书笔记、小论文、时评文章……他努力为学生提供发表公开的机会，以此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和能力。

侯仁之求学时曾修习顾颉刚的“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先生给每人拟定一个写作题目，侯仁之分到的题目是《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由于旧学功底不够，他不得不去参考大量前人著作以完成习作。这篇习作由顾先生亲自修改，很快发表于《禹贡》半月刊，侯仁之因此备受激励，决心钻研古籍。

经顾颉刚指点提携，终成名家者不计其数。他主持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倾力主办《禹贡》等杂志，皆有搭建平台、造就青年之考量。每每有生计艰难的青年学生，先生便将其留在身边做事，以己之薪金资助之，以至自己常常积蓄全无，遇到渴望已久的书籍也无从购置。郭敬辉、童书业、刘起釪等学者都曾受先生栽培，终生感佩。郭敬辉每每忆及其时已名满天下的先生对仍为农村青年的自己倍加关怀、热情款待便感动不已。

顾颉刚惜才有余，于扶持青年上颇费心血，不惜竭尽财力心力，但先生全然将此视作“人生一乐”，不求分毫回报。作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先生于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擎起薪火，又将学术之火播撒四方，光照现代史学发展的漫漫长路。

顾颉刚的日记簿停留在1980年12月31日，上面记载着“点完《十三经注疏》”“《周礼正义》读完”。这是未完成的计划——1980年12月25日，先生溘然长逝，最后的时候，他仍在筹备讨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问题的材料，他沧桑陈旧犹满载未竟期盼的生命之舟，却已不容他向学术汪洋之中更击一楫了。

尚在学生时代，顾颉刚发愿要编纂《国学志》，虽深知此一鸿篇巨制，远非一人之力所能成，然先生不暇多待，便即动手。就读北大时同室好友傅斯年曾打趣道：“定了这么多人生规划，怕是一个也完不成”。

但顾颉刚治学凡作一题，必兢兢业业，如农夫播种，土工畚土，颇有以有涯之生追无涯之知的坚忍之志。其女顾潮曾言：

在顾颉刚看来，古史问题是讨论不完的，他曾在燕京大学宿舍里挂一方“晚成堂”牌匾，取“不求近功，乐于晚成”之意。“至于我自己，总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些确实的贡献。倘使我活70岁，就以70为成；活80就以80为成。成与不成并无界限，只把我最后的改本算作定本就是了。”

于他而言，鸿富高远的目标是激其奋发前行的动力，而非汲汲营营所求之终点，终点永不可达，笃实前行亦永不止，正是先生为学之境界。

至其晚年病痛缠身之际，此般不竭求索，亦无分毫改变。

1932年11月13日，顾颉刚与俞平伯等在郑振铎宅前合影。左起：俞平伯、郭绍虞、浦江清、顾颉刚、赵万里、朱自清、陈竹隐、高君箴、殷履安、郑振铎。

顾颉刚一生体弱，但见者无不觉他“精力过人”。他自言是柳宗元笔下力穷而不知止的“蝜蝂”，曾作联“好大喜功，终为怨府；贪多务得，哪有闲时”以自警，亦曾对好友俞平伯先生坦言“吾弗是会做，吾是肯做”。

开拓门径，饱怀兴味，在现代史学界、以及更广阔的学术界思想界，顾颉刚可堪称一代宗师。以生命铸就学问，亦以学问成就其生命，顾颉刚以其孜孜不倦之态，燃起不灭的熠熠光辉，将永远载入中国学术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