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支持建设村史馆，修编村史、村志，开展村情教育，把乡土特色文化融入乡村建设，留住乡情乡愁”。把村史、村志纳入未来乡村文化发展规划，推动地方志向乡村基层延伸，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和期望。然而，要实现村志编纂特色鲜明、内容丰满、形态多样的理想状态，尚有待政府、社会、乡村等多方主体锚定目标，拓宽思路，协同创新。

笔者提出，在传统村志体例中，嵌入村民“口述史”，形成“村志+口述史”村志模式。在现有村志编写“县镇志模式”“志谱结合模式”“微村志模式”“年鉴志模式”之外，新辟“村志+口述史”模式，既保持传统村志体例体裁完备优势，又添加具体村民微观“史记”内容嵌入，从而可以扭转村志编修内容单一的现状。特别是新增乡村人物传记模块，如果采写精要，呈现生动，编选得法，可使村志村史面貌眼目一新。

引入“口述史”，突出村史“人”的主体性，意味着传统村志由“记事体”向“纪传体”的回归。人是文化的香火，是乡村历史文化的创造主体，以人为本，是司马迁开创的史学传统。在村志中嵌入村民口述传记，是对省、市、县志之外的民事、民生、民意、民情、民风叙事的具体微观补充，使小人物突破精英遮蔽而进入历史叙事，增强历史叙录的草根性和鲜活性。引入“口述史”，凸显历史叙事的日常性，标志着传统村志由“说明文”向“散文”文体演进。文史不分家是我国历史叙事的传统，优秀的历史著作都接近于优秀的散文。村志编纂要在资料性、档案性中突出“史识”“史见”，增强村志的故事性和可读性，添加人物“口述”和“访谈手记”是突破路径之一。各类村民对生产活动、消费活动、交往活动、观念活动等叙述回溯，使庸常小事进入国家叙述，为村志文本增加生动性和真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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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嵌入村志模式，由传统村史编修+“口述史”采集两大板块构成。首先，村史村志资料收集整理。由访谈人承担“村史村志”材料收集整理工作。参照村史村志目录，结合预期成果要求，提出“政治”“自然”“人口”“社会”“民俗”“经济”“文化”“大事记”等一级目录、“村史沿革”“组织机构”“地理风貌”等二级目录，按厚今略古原则，对村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为村史村志编写做好基础工作。这是传统村志编纂的基本动作，其成果是形成图文并茂、志表融合、文字化与数字化并存的史稿。

其次，村民“口述史”采集实录。围绕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乡村教育、人口变迁、婚丧嫁娶、村民生活、乡情民风等主体内容，以时间为纵经，以个人生活为横纬，以重大事件为节点，确定访谈对象，进行个人口述访谈。按出生年月选取具有代际区分度的村民，如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妇女主任、民兵连长、种田能手、非农生产者、外来婚姻者等为访谈对象。由采访人记录一手资讯，整理口述叙事，完成口述采集与文字整理工作。将采访内容编辑为数字化文献，以供编辑印行出版。

“口述史”嵌入村志编修创新，可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一是集中打造一批新型村史成果。“村志+口述史”是新型村史模式，必须通过乡贤领衔、方志部门推动、服务外包等多种方式，稳步推进采写整理工作，前瞻谋划，抢救采集，留住记忆，传递乡愁，打造一批创新型村史成果。二是加强乡村志史编修规范化建设。“村志+口述史”是专业性强、规范性严、完成难度大的工作，必须在实践中引入高校“口述史”专家指导，加强业务交流，全面提升史料采集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范性。要整合方志、文联、文化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将编修工作纳入规范化管理。要建立专业审稿改稿制度，确保“口述史”和村志编纂高质量完成。三是集聚培育一支乡村文史专家队伍。当前我国村志编修工作制约瓶颈之一是人才匮乏，随着老一辈人才老化，人才断层亟需解决。以退休作家、摄影家、文史爱好者和其他乡贤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乡村文史建设潜在力量，亟需在村志编纂的专业实践中集训成长。各级方志文化部门，要全力提供业务指导和专业培训，扩大其视野，提高其认识，积淀其修养，推动村志修纂人才队伍发展壮大。四是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合力采史修志机制。“村志+口述史”基层史志编修是涉及面广、调研难度大、人力物力投入大的工作。如果没有一定经费保障，势必掣肘工作有效开展。要广泛发动企业家、地方贤达和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工程中来，形成地方党政引导、专家主持和社会群策群力的村志建设运行机制。五是充分发挥志史成果宣传推广作用。“村志+口述史”是村民个体历史与村落共同体历史的叠加，具有传承历史、教化人伦、联络乡情、慰藉乡愁等作用。对文字史料、影像录音、手绘文献等既要组织出版发行，又要编辑成数字化文献移交专业场馆永久保存。要支持成果进村史馆、乡镇群文馆，编写乡土教材，运用新媒体、传统媒介进行传播，最大限度发挥“口述史村志”的作用。

（作者为浙江宇翔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副研究员）

作者：鲍高峰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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